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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忱回忆朱德:朱德同志在延安王家坪

    前言:1941年春,朱德总司令由杨家岭移居王家坪。1945年,由王家坪迁居枣园。1942年1月底到1946年1月,我在中央军委秘书厅和办公厅做文书、事务工作。当时军委机关就设在王家坪。在工作中,我与朱德总司令接触的时间有4年多,对我教育最深的几件事至今难以忘怀。

    一、坚决执行中央精兵简政政策。1912年2月底或3月初,朱总司令亲自领导中央军委机关整编工作。当时我是秘书厅秘书兼队列处干事。在准备整编工作中,负责和各单位联系编制人员名单、编制报表。在朱总司令的直接领导和督促下,军委机关整编工作短时间内顺利完成。这次军委直属机关整编,从七千人精简到两千人。即把当时属军委管辖的单位,如:总后勤部、直属队政治部、卫生部及所属和平医院、医科大学、经建部及所属各单位,共约五千人拨归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建制,直属中央领导。军委直属单位只留有一、二、三、四局。军委直属队的供给、卫生工作,归中央管理局和中央卫生部直接管理。是年10月,军委秘书厅也撤销了。1943年3月,在朱总司令亲自主持下,军委直属机关又进行第二次整编。为了精简领导机构,集中驻地,便于领导,把军委总政治部下属之组织、宣传、锄奸、敌工各部及作战部的一局等单位,都集中在王家坪,重新设立军委办公厅。在这次整编中,取消了原来团以上干部配备个人勤务员的制度,随个人的勤务员改为公务员,编为青年队,直属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统一负责军委机关的勤务。经过这次整编,整个军委机关,包括由朱总司令亲自领导的海外工作委员会训练班和军委高级参议室在内,总计在四百人左右。当时,朱总司令一面领导军委机关的整编工作;一面又召开军委机关生产动员大会,号召大家努力生产、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建立起革命的家务。

    二、积极参加领导整风运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朱总司令亲自领导王家坪军委机关学习委员会的工作。记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为了深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党外各界人士的意见,大约在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因朱总司令分管经建部工作,由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到会的有二十多人,其中有的是党外人士,思想比较动荡,对延安艰苦工作环境不适应,工作不安心,对领导机关和延安的某些现象也有些意见。朱总司令预先了解一些情况,在主持会议中,一面宣传艰苦奋斗;一面启发诱导大家畅所欲言,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会上大家反映了一些问题,当有人反映有些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违法乱纪时,朱总司令及时插话,十分严肃地指出,要详细追根究底,查明实况,查实后,严肃处理。这次座谈会开了一天,开得很热烈。毛主席在会上也讲了话。

    在整风运动中,朱总司令还亲自领导了军委机关的审干工作。他正确掌握政策,真正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深入地领导整风审干运动。军委机关从来没有发生过开大会乱批、乱斗、乱打人等现象。当时军委高参室成员很多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经历比较复杂,他经常找高参室负责人童陆生个别谈话,指示童陆生一定要严肃、稳重、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有些高参在写自传时有顾虑,朱总司令及时找他们个别启发教育,要他们消除顾虑,向党交心,实事求是。高参室副主任白天同志曾任军阀刘戡部队参谋长,在审干中,有人怀疑他是由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提出要公开批斗、审查。朱总司令坚持了"重证据、重调查、重表现"的原则,及时制止了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过左的作法。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就结束了。从我亲身经历,深感朱总司令在延安领导军委机关整风审干运动中,工作深入细致、稳重,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没有伤害好人。

    三、组织高级参议研究战略战术。1942年在延安,把从白区志愿奔向延安的起义将领及高级官员组成了中央军委高参室。高参室党支部负责人是王世英、童陆生。成员有:周思诚、赵唯刚、王子玉、邢肇棠、白天、肖泽苍等人。为了充分发挥这些高参的积极性和军事指挥才能,为了加强抗日统战工作,朱总司令选定一些高参成立了战略研究会,军委作战一局正副局长也参加,每周开会一次,深入总结作战经验,研究抗战的战略战术。朱总司令亲自主持每次讨论会,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他还结合自己几十年来的作战经验,写了许多军事著作,如《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论抗日游击战争》等。这些光辉军事著作对我军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四、工作深入细致、严肃认真。1944年初,前总派左权县麻田工厂几个工人,随带试制织毛毯的织机零件,送交军委办公厅进行生产。工人由抗日前线来到延安,先到了一二九师驻延办事处,办事处想把工人留下组织他们生产。军委办公厅得知后,写信去要工人,办事处不理。当时军委办公厅主任要用朱总司令的名义,写信派人去要。我把信写好后,盖章前请示朱总司令,他当即严肃地说:情况还没弄清楚,我怎么能签字下命令呢?他没让盖章发这封信。第二天,听说这几个工人要转移到别处去,军委办公厅主任立即派一名秘书带两名警卫员,去一二九师驻延办事处,要办事处不让工人走掉。办事处负责人向刘伯承师长汇报后,刘师长立即挂电话给朱总。朱总问明情况后,批评军委办公厅主任,并教育军委办公厅机关的工作人员,意思是说办事情要商量,不能这样粗鲁,更不能拿上级机关压人。当时,办公厅主任向朱总司令说明,这是因先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去交涉,又请办事处的政治协理员来商谈,都没有结果,为了维护军办的威信,才这样派人去办的。朱总司令听后,又严肃教育我们说:"什么叫威信?解决问题才是威信。上级机关要多为下级解决问题才有威信。"后来,经他向双方进行批评教育,说明情况,刘师长即令一二九师驻延办事处立即将麻田工厂工人和其所带的织机零件送到军委办公厅,组织工人进行生产。

    五、关心群众生活。为了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当时在延安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天只发五分钱菜金。1940年5月,朱总司令由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看见军委机关干部面色苍白,为了增强官兵体质,朱总司令一面抓体育锻炼;一面抓改善生活。他经常教育我们说:大家动手、增产节约,才能丰衣足食。为了改善官兵生活,他亲自领导军委机关官兵开荒种菜。他种的菜地,品种齐全,果实丰硕。军委机关都是选用朱总司令的西红柿、冬瓜、南瓜、辣椒做种子。朱总司令还决定由海外工作委员会训练班抽调人员,统一管理军委机关人员纺毛线。他自己也有一架纺车,毛线纺得又快又好。1943年,第二次精兵简政,在王家坪的军委机关合并为一个大食堂,他经常深入伙房,和炊事员商量如何使大家既吃好、吃饱又不浪费。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公家办了个宰猪场,猪肉加工成香肠供应市场,增加收入,猪骨和杂碎经常供给军委机关大食堂。他有两次和总务处长亲自到伙房检查,了解食堂是不是真正做到每天有一顿荤菜。他要伙房以肉代油,用猪骨熬汤煮菜,想尽各种办法改善官兵生活。军委机关在朱总司令关怀下,官兵生活日益改善。

    朱总司令不仅是生产能手,而且也是节约模范。他用的铅笔头只剩不到一寸长还在使用。公家发给他的衣裤,一直穿到不能再穿才换新的。他经常告诉炊事员老冯,每月伙食标准只能节余不能超过。有一次,午饭准备了一个荤菜,恰巧,大食堂这一天杀猪又送来一块肉,老冯又烧了一个肉菜。用餐时,朱总司令就查问,经说明情况后,把一个肉菜端回去留作下顿吃。

    六、廉洁奉公,严格教育子女。1942年,朱总司令的儿子朱琦同志从陕北绥德回到延安,朱总司令的参谋活开文同志,见朱琦同志洗衣服没有肥皂,便向军委办公厅总务处领来了两块肥皂给他用。当我把这两块肥皂送给朱琦同志,正好被朱总司令在院外看见了。后来,他得知是潘参谋向公家领东西给朱琦同志用,便告诉潘参谋以后不能再向公家要东西给朱琦用。从领两块肥皂这件小事,充分表现了朱总司令一贯廉洁奉公,严格要求子女的高尚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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